1977年，73岁的黄维在方志敏烈士墓前痛哭失声，哽咽自责地说方大哥我真的辜负了您！
1923年深秋，南昌汽车站的站台上，一张不足巴掌大的黑白合影被风掀起一角。照片里，两名青年并肩而立：一个眉目沉静，是江西弋阳走出的师范生方志敏；另一个清瘦腼腆，是来自浙江诸暨的中学教师黄维。车站喧嚣，可他们的笑容写着同一句誓言——“这乱世，总得有人去扛”。
次年立秋前，上海徐家汇的石库门弄堂飘着桂花香。两人又碰头，方志敏递上一本包着报纸的《新青年》，笑说：“想救国，得先弄清谁在害国。”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进黄维心里。彼时的中国，军阀混战方酣，青年人读书、演讲、搞社团，人人嘴上都是“国家”“民族”几个大字。黄维觉得自己找到了灯塔。
同年冬天，南方传来消息：广州黄埔军校招生。孙中山的“军人精神”让青年人血脉贲张。黄维挤上珠江边那艘南下的小轮，行李里除了几件旧衣服，就只剩那本翻得毛边的《新青年》。他回头张望，却看不到方志敏。朋友只留下一张字条：“国事多艰，先回赣北，勿念。”船笛一声长鸣，这一别竟成了两条路的起点。
接下来的十年，中国大地风雨如晦。方志敏在赣东北扎根，带着几百条枪在山岭间转战，硬生生撑起一块根据地。冬天来了，他把自己的棉衣脱给小战士，自己披草席照样冲锋。黄维则在北伐、东征的炮火中一路升迁，肩章上的星星越发耀眼。大革命破裂后，两支队伍隔着战线对垒，昔日的谈笑一去不返。
1935年初夏，皖南山间浓雾弥漫，方志敏写下《可爱的中国》，字里行间全是对未来的笃定。不久被俘，敌人软硬兼施，他只是摇头：“信仰不可卖。”8月6日清晨，枪声三下，年仅36岁的方志敏倒在南昌城外的荒坡。当天夜里，赣东北老乡们在黑暗里点了三炷香，话不多，却都红了眼。
时间推到1948年。徐州外围，黄维的12兵团被合围。战局已成定式，他把两瓶安眠药揣进军服口袋，犹豫半宿，最终还是没咽下去。被押往北平时，他低头看着脚上的泥，想起了上海那条桂花巷——味道早散了，但记忆没散。
功德林管理所的日子并不好过。五点起床号，战犯们排队学习《社会发展史纲要》，有人打瞌睡，有人偷抹眼泪。黄维患了肺病，协和专家每周来两次，他却更在意夜深人静时那本旧书——依稀能看出“新青年”几个字。1960年除夕，他写给家人的信只有一句：“罪行深重，无颜回乡。”字迹抖，却干净。
1975年元月，北京飘了一整夜的雪。国务院公报公布对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实施特赦，黄维名列其中。他对看守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想先去江西。”旁人听得一头雾水，他却心里明白，那笔欠账终究得自己还。
1977年10月8日清晨，73岁的黄维在梅岭下车。山路湿滑，女儿黄慧南伸手去扶，他摆了摆手，“让我自己来。”雾气尚浓，他拿出那张1923年的合影，边角已卷起。他在墓前站定，军帽一抬，三个军礼打得标准，接着双膝着地，额头碰到青石，声音发哑：“志敏兄，黄维回来迟了。”松涛掩不住的，是老兵胸腔里泛起的呜咽。
下山时，有记者想追问他此行意义。他只抬头望了望梅岭上空，“欠债的人，总得还。”语气平静，却透着倔强。
特赦之后的黄维，住在北京一间不大的平房里，常被请去口述那段旧事。他不肯多谈战术，只反复强调一句：“选择一旦做出，后果自己承担。”案头常摊着《可爱的中国》，扉页写着那行1977年的字迹，“志敏兄，愧对你”。
1989年深秋，他病重。整理遗物时，家人发现一只牛皮盒，里头装着那张南昌合影、功德林的笔记本，以及黄埔军校的录取通知。盒盖内侧用铅笔写了两行字：“愿后人记得，我们曾走过不同的路，也曾共盼黎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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